上海無疑是一座巨大的廢墟。就像很多心懷抱負的年輕人那樣，它承載了遠大的前景。人們對它日益提升的重要性以及有望成為中國主要貿易中心的前景深信不疑。投機買賣並沒有廣泛盛行，各種土地和資產的價格達到了現在我們看來非常荒謬的地步。
十九世紀40年代，上海開始迎來了第一批外國殖民者。當時這是一座帶有城墻的城市，市郊有果園和農田，點綴著零星的村莊，龍華塔(Lunghua Pagoda)是唯一在地平線上隆起的建築。千禧年之交，這裡已經成為一座擁有2000萬人口和數千座摩天大樓的城市。兩相對比，一百多年前的城市簡直是一幅無法想象的畫面。而當時人們的生活也無疑是艱難的。“可惡、骯髒的中國人”和外國“蠻夷”之間發生摩擦不可避免。無論動機和心情如何，外國人要在此地定居的決心唯有與彼此文化水火不容的程度相匹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迫使那些完全不同的群體共存的，是他們必須克服那些來自外部不可預知的威脅，讓雙方不得不容忍對方。這些事件塑造了這座城市的物理形態特徵，並非外國人能力所及或主觀意願。而今日上海城市特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這些早期發生的事件。
英國商人和傳教士們迫不及待地利用《南京條約》賦予它們的自由。除了貿易和傳教之外，幾乎不作其他目的，新來者們主要關注的問題之一就是找到居住和經營的地方。出於無奈，許多外國人還是得在城墻內生活，直至可以搬入擬議中的英國租界。他們在家信中哀歎雨水從漏水的屋頂和墻面傾瀉而下，冬天大雪從窗外被吹進來，飄落在地板上；到了夏天則更雪上加霜，天氣酷熱難耐，濕氣重重，蚊蟲肆虐。
生活水平和生活習慣的差異為歧視提供了溫床。幾十年來，中國人認為西方的建築並不適合本土的環境，與他們自己用當地材料和傳統技藝建造的房子無法比擬。外國人同樣以輕蔑的目光看待這座中國城市，認它是為“一片荒野，佈滿低矮的單層建築......穿行在街巷之間，不如說那是充滿汙穢、臭氣熏天的隧道......實際上城墻的體面並不重要。”就連曾經受人尊敬的茶館，在外國人眼中也失去了魅力，變得“汙穢、骯髒、不起眼。”
這座中國城市的特徵依然十分鮮明，與後來的定居者們試圖在周邊打造的西方現代性城市風格形成鮮明對比。內城的街道狹窄，鮮有超過6英呎寬（約1.8米），很難容兩頂轎子相向通過，而且常常泥濘濕滑。街道兩邊都是門面開放的商戶，街面上懸掛著大型的店招，顯示豎寫的店名，“令這個地方像一個集市。”
一些外國人大膽地聲稱，內城更寬敞的街道“真是非常風景如畫”，但是“令人反感”的中國城市和“宏偉”的租界這種明顯的二分法說明瞭在城市築建觀點上存在文化衝突。中國人普遍排斥那些城外湧入的外國人的野蠻行徑，而外國人則抵制城內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儘管如此，外國居留地內的定居者們確實面對許多困境，其中最棘手的問題與飲用水和汙水處理有關。上海的生活用水取自泥井或黃浦江，“這可能是世界上汙染最嚴重的水源”，水質硬得幾乎可以用到切割，需要大量的明礬才能清除其中1/20的固態物質。傾倒在河流或小溪的生活汙水或者農業汙水幾乎不經處理，很快就會重新循環回來，不是用於蔬菜的施肥，就是在河流小溪邊用於洗衣。不可否認，這種生活是艱難的，但因此對外國人報以同情則沒有道理，他們忍受“可怕的地方”，是因為這裡“是攫取財富的好地方”。每一個早期來到上海的人們不是為了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傳播宗教教義，而且他們的品性也往往同正人君子相去甚遠。上海這片邊域之地，吸引了無數冒險者、鴉片販子、走私犯和流浪者，他們中的許多人通過可疑的交易發家致富，然後搖身一變成為大英帝國看似尊貴的紳士。正如一位居民“誠實而直言不諱地透露的真相”：“最多兩三年，我希望獲得一筆財富並且離開。如果整個上海陷入水深火熱，這與我又有何干？你不要指望像我們這樣的人會為了後代的利益，在這種不健康的氣候環境中經受長年的流亡。我們都是為了掙錢相當務實的人。我們的生意就是盡快賺錢。”
關於後來成為英國租界的那片土地，有過許多描述，其中大部分將其形容為“淒慘的沼澤地”。然而，這塊“沼澤、不毛之地”，“臭水溝與蘆葦地交織”的土地，其所屬權則卻非常復雜，它被許多中國家庭瓜分和使用。外國人將他們稱為“可悲的半水生的人口”，這些家庭生活在清政府所有的土地上，但他們不能自行耕作。然而，因為長江以南人口密度高，人們被允許在一種名為“葦稅”的製度下沿著河岸耕作，土地佔用者為佔用和使用種植資源而承擔賦稅。上海周邊這樣的土地很常見，許多中國的記錄證明瞭有人家在黃浦江和吳淞江沿岸勞作生活的歷史。Montalto de Jesus曾準確地將這片土地描述成“大部分處於耕種狀態，中間有幾條河道交叉，有一個小村莊坐落在陰涼的草地間，大片的草地讓一代代農民永居此地。”
這條拉船道後來成為英國租界的核心部分，它的正式劃定花費了一些時間。起初，亨利·波廷格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從南京回歸，途經上海時要為英商選擇一片居留地，但是英國人的拖延症佔了上風，這次出訪他“看來一事無成”，指望外國居民安置的問題得以自然演變解決。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George Balfour)對於租界選址有一套自己的標準，就是“如有必要，鄉村河道和溪流的（邊界）線，可以利於防禦”。到了1845年，最早的兩處定居點劃定被證實批准，他們分別是南至洋涇浜（今延安東路），北至蘇州河南岸一片被稱為李家場的土地，這裡曾被一個李氏家族所擁有。黃浦江並沒有被指定為東面的界限，因為當時這條纖道依然是一條公共通道。而在1846年9月20日簽訂的協議中，西面的邊界則被定義為“界路”(Barrier Road，今河南路）。李家場的土地最終被英國領事館買下，從而讓租界向北擴展到蘇州河。1848年11月27日，西面的邊界延伸到護城河，這是作為對三名英國傳教士麥都斯(Messrs Medhurst)、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和慕維廉(Muirhead William)尊嚴受損的賠償，這三人在鄉間傳道時受到了一群當地流民的伏擊。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青浦教案”，它表明英國願意利用其海軍來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物質利益。因為英國威脅要使用武力對罪犯加以審判，中國人被迫同意將英國租界的面積由180英畝擴展到470英畝。
在英租界的區域部分確定後，下一個問題就是建造房屋。巴富爾領事起初打算“以不列顛女王陛下的名義”完全購入英國租界劃定的土地，但上海道臺拒絕了這個想法。外國人僅有租借土地的權利，但不能買入土地，因此一些商人就介入，與人協商出售個別地塊的權利。鬆散的安排令英國官員無法集中控制或協調規劃，這個問題被遺留給副領事布魯克·羅伯遜(Brooke Robertson) ，由他負責“勘測地形、繪製平面、標註道路、劃定地段邊界等”。
外國商人和當地的土地出租人之間經常發生爭執，這可以被理解為當地人抵制外國人佔領他們祖傳的土地。佔領者只用了一上午就贏得了吳淞戰役，按照《南京條約》的規定，外國人可以在其“正當獲得的土地上從事商業交易”，但是這一點“進展得很慢”。
土地出租者往往不肯出讓他們的土地，農民不肯騰出他們出售的土地，還有逝者的家人們也會返回來祭奠那些埋在出租土地下的先人們，這些事情都為那些滿懷希望的外國商人帶來困擾。有一個特別聲名狼藉的老婦人，她曾經擁有的土地上，後來建起了華懋飯店(Cathy Hotel,今和平飯店)，這是世界上最奢華的酒店之一。她將一桶糞水倒在談判方的頭上，並向道臺吐口水，聲稱她“永遠不會把她的祖產賣給洋鬼子”、“如果遭受虐待，她會用更激進暴力的語言來回擊、如果被碰觸到，她會尖聲大叫，讓人無法靠近。”另一名固執的女子，綽號“孤島女王”，她擁有的房子靠近今日外灘的中心，四周被水環繞。一看到外國人，她就會退回自己的屋子，撤掉吊橋，這為她贏得了蘇格蘭地區流傳的“滬上夫人”的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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