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在綫網:一名對外漢語教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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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繁難與現代化》指出,漢字有“三多五難”,即“字數多、筆劃多、讀音多”,因而“難認、難讀、難寫、難記、難用”。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張朋朋對此感觸深切,但他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中一直在尋找突破“漢字難學魔咒”的出路。而對於繁體字是否難學難記這樣的爭論,也許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借鑒。

“漢字難不難學,是漢字研究的一塊基石,是漢字要不要改革的起點性論爭。”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常務理事、山東師範大學教授王開揚在《漢字現代化》中指出。

反思“漢字難學論”

1988年,張朋朋自費到法國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漢語助教的差事。“一開始,我的學生有近100人呢。我挺高興的,教說話,教認字,教寫字。”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兩個星期之後,一半學生不來了,又過一個月,又少了一半,到期末的時候,只剩下四五個學生。

“我好容易找一份工作,最後教得學生全跑了,我當時壓力挺大的,我那時候法國留學,沒錢啊。”但是,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形。張朋朋開始反思,向學生詢問原因所在。

學生的回答讓他很吃驚:“你是最好的老師,我們看得出來,你上課那認真的態度。我們為什麼說跟你說一聲‘謝謝你’,但下星期不來呢。跟你沒有關係。法國有一句諺語,Cest du Chinois!(最難學的學問就是漢語)結果證明諺語沒錯。你看看謝謝的‘謝’,寫了半本,今天還是寫錯啦。我一晚上這一個字都沒拿下來。漢字這麼多字,我不可能學。”

漢語真的就這麼難學嗎?張朋朋陷入了困惑。一次吃意大利麵的經歷幫了他。法國人是用叉子把麵條卷呀卷,半天才把一根麵條放到嘴裡。“當時我就想,法國人太笨了。用中國的筷子吃麵條多方便。看來並不是麵條難吃,而是方法不對。”由此,他想到了漢語教學,開始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1991年秋回國後,張朋朋在北京語言大學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這時,他有了一個目標,要解開漢語難學之謎。

文字記錄語言?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文字改革派所依據的基礎理論。這一理論源於20世紀最著名、影響最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費爾迪南·德·索緒爾,其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奠定了現代語言的基礎,目前仍是中國語言學課堂上的經典教材。

“文字記錄語言,這是語言學界的主流認識。”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前會長、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蘇培成對時代週報記者表示。

按照這一提法,中國歷史上是不應該存在言、文不一致的現象的。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曾撰文指出“為什麼直到大約七八十年前,中國人的語言生活是這樣一種畸形現象:嘴裡說的是方言,筆底下寫的是文言?這樣情形是怎麼形成的?為什麼這種情況不能適應現代中國人的生活需要,因而需要進行改革?……這一系列問題,其中的是是非非,都可以通過觀察和實驗得出答案。”張朋朋產生了疑問:“存在了兩千年的語言文字現象怎麼能說是不正常的呢?到底是中國的語言文字現象不正常,還是文字的定義有問題?”

不斷的實踐和討論中,張朋朋逐漸認識到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漢字是獨立於漢語的視覺符號系統。而且,他的漢語“字本位”觀轉變為中文的“字本位”觀,“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字教學史,我發現古人一直根據‘字本位’的原則來進行中文教學,於是我感到目前的首要任務不是‘創新’,而是要‘回歸’中國文字教學的傳統”。“教材把語言和文字、認知和書寫合在一塊教了!”張朋朋解釋道,“也就是說,我們先說‘您好’,就先教這個‘您’,說‘謝謝’就先教‘謝’。”

張朋朋嘗試著把語與文分開、識與寫分開來教學。“我用拼音教外國留學生說話,用文字的規律來教漢字,比如我學寫‘謝’,我先教‘言’,我先教‘射’,那我先教‘身’和‘寸’;‘明’我先教‘日’、教‘月’。英文不是也先教26個字母,我們也得先教我們的‘字母’。”張朋朋介紹,在上世紀50年代,北京語言大學(當時為北京語言學院)曾經試驗過語與文分開,但是後來否定了。

這一“回歸”方法得到了良好的回饋,如今他編的對外漢語教材成為對外漢語培訓中最受歡迎的教材。

張朋朋從自己的經歷中認識到,漢字不僅不難學,而且有獨特的價值。他說:“過去中國文盲多是因為窮,而不是別的原因。港臺用繁體字,不也是掃盲了嗎?”

方塊字的新世紀

張朋朋發現,“文字表現語言”、“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的理論不僅影響到對外漢語漢字教學,也影響著漢字的命運。

《漢字王國》的作者瑞典漢學家林西莉在中國學習漢語時發現,“即使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對自己的語言也知之甚少。人們在小學、中學和大學機械地進行著漢語教學,卻很少加以解釋。”而她在瑞典教漢語的經驗表明:“我發現我的學生跟我過去的反應完全一致—我對漢字的結構和早期的形式教授得越多,他們越容易理解和記住這些漢字。”

“根據‘文字表現語言’的理論,長期以來,漢字被看成是落後的文字,是應改革的,應改成拼音文字,‘文字改革運動’在中國持續了一個世紀。”張朋朋歎息。

“漢字文化在新世紀再也不能被置之於歷史的盲點之中。漢語文化圈在崇洋的‘西化’浪潮中,應反思‘母語思維’對這個民族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書法家、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嶽川表示,“需要對‘漢字思維’加以張揚,在‘言意之辯’中尋找失落的‘象’,在‘語音中心主義’和漢字拼音化模式中重申漢字合法的當代權利,在漢字歷經神性化、王權化、有罪化之後,還漢字以重新‘命名’的詩意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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