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圓在2021

陝西渭南,一位尋子的父親在家中。視覺中國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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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盡艱辛之後,才是團圓。孫海洋一家終於在2021年結束了分離的痛苦。他在年底這幾天發文,拒絕所有媒體的採訪,這家人真正過上了團圓的生活。為了和被拐14年的兒子獨處,孫海洋想了許多方法,躲避媒體的長槍短炮。

在這一年幸運團聚的被拐兒童家庭裡,孫家只是8307分之一。自2021年1月,公安部展開“團圓行動”,截至11月30日,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一位被拐的孩子終於在暮年找回了同胞兄弟,那時,他已經與家人分別74年。

新疆伊犁90歲的老人張斯業,終於找回了他的寶貝。他的一雙兒女44年前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丟失。2021年4月,江蘇徐州一名男子和新疆吐魯番一名女子,確認與張斯業有親緣關係。尋子成功靠的是他的血液,以及亡妻生前佩戴的手錶上殘留的DNA信息。

還有自己徒步回家的聾啞人王福,自17年前外出務工,與同鄉走散,他依靠零星的記憶,一路摸索回家。回家的路,他走了5年,沿路乞討,慢慢地,智力也出現問題。等到今年終於回家,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過了80歲生日,卻連身份信息都忘記了。

在團圓的那刻,笑容爬回了尋親者的臉龐,但過去流過的淚水,一時難以忘卻。一位留著紫棕色短髮的母親,與被拐26年的兒子擁抱後,小心翼翼從鬢角處掀開頭髮。假髮下藏著一頭花白的寸頭,“兒子丟了那天,我一夜白髮”。

在最甜蜜的團圓時刻,尋子的記憶時不時跳出來,提醒著過去的苦。找回兒子的第15天,孫海洋從家裡醒來,看到一摞摞尋子海報、名片,嚇了一跳。他發了一條朋友圈,感慨再也不想看到類似的名片。

兒童被拐的記憶殘忍地刻在尋親父母的腦海裡。1999年,福建廈門的採石場旁,一名搶劫犯終日遊蕩,趁著父親白天外出打工,潛入工棚,搶走與母親一起睡午覺的男嬰。22年後,搶劫犯才被抓捕歸案。

同樣在1999年的一個夜晚,兩名蒙面的搶劫犯持刀破窗而入,從母親手裡搶走男嬰,後以1.65萬元賣出。等到男嬰長大成人,卻要面臨一個早已破碎的家庭:親生父母已經離婚,又各自成家。

在今年成功找回的8307名被拐兒童裡,失蹤60年以上的有83名。1960年某個早晨,一名1歲男嬰用衣物包裹著,躺在南方一家福利院門口,身上沒有任何身份信息。男嬰後來被河北邯鄲一戶人家領養,撫養長大,生活了60年,直到今年,他才與親生父母團圓。

江蘇揚州王家的小兒子,始終是王家父母的“心頭大石”。1959年當地發生自然災害後,王家父母在飢餓環境下作出不得已的選擇——把小兒子送往上海給其他家庭撫養。人一送走,王家父母就後悔了,多次去上海尋找,直到逝世,也沒尋回小兒子。

失散62年後,王家的哥哥姐姐,終於見到小弟——在河北邯鄲的楊玉鵬。此前,66歲的楊玉鵬在養父母的支持下,每年來上海尋親,加了許多尋親群,直到DNA匹配成功,他才與“打斷骨頭還連著筋”的哥哥姐姐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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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的故事在這一年反覆上演著。久別重逢的相擁,被記錄在直播、短視頻、媒體報道里,上百萬網友為別人家的團圓貢獻流量和淚水。

某種程度上,中國人對團圓的渴望,早已刻在了DNA裡。在病毒肆虐的這兩年,缺席漸漸成了疫情時期的日常。在深圳,有女生已經和生活在香港的男友兩年未見,在貴州一家留守兒童託管中心,有個男孩的父親在外務工,近兩年因防疫政策,一直抽不出時間看孩子。

但什麼都不能抹去人們對團圓的渴望。那位不能和香港男友見面的女生,在蓮塘口岸握著望遠鏡眺望隔著深圳河的男友,兩人一邊揮手一邊通話,哪怕在彼此視線裡,對方只是小小的一點。生活在託管中心的留守兒童則得到了中心老師買的雞腿和漢堡,以撫慰思念之情。

恰是看到了尋親家庭對團圓的渴望,深圳民警盧保磊多次出發,偵辦上百宗涉拐案件。從警以來,他找回的孩子,被拐時間最長的有88年。破案時,這個解放前已被拐賣的女孩已經是九旬老人,家裡只剩侄兒在世。

他也參與了為孫海洋尋子。為此,盧保磊走過數十萬公里路。在他之前,幾代刑警接力,密切關注著相關線索。最後一次出發,盧保磊冒著大雪前往山東聊城,才和孫海洋的兒子見面,一起下了一次館子。

偵查技術的革新也讓往年難以偵破的積案有了重新偵查的可能。如今,有3000多個免費採血點分佈全國各地,方便被拐家庭就近採血。被拐兒童的血液將記錄在數據庫裡,通過DNA提取、擴增、電泳,再找到雙親DNA,提高查找的效率和精準度。那些雙親逝世的家庭,可以由叔侄、祖孫等親人提供血樣,用第二代DNA測序技術作出鑑定。

還有擅長人像比對技術的刑事技術專家,能抓住人臉的特徵點,即便被拐的幼童長大成人,容貌大變。

找回被拐兒童只是一個開始。多年缺席帶來的隔閡,在團圓之後,漸漸浮現。

一位被拐19年的女子,重新見到母親時,母親已經病重臥床,只能微笑回應。貴州一位奶奶抱著久別重逢的孫子,反覆說“對不起”,為當初意外丟失孫子道歉,但孫子聽不懂她的方言,只好用擁抱輕輕安慰。

人們只記得團圓的甜,卻難以瞭解這些家庭背後的怨懟和不解。一些等待團圓的家庭,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早將過往的感情消磨殆盡。

在雲南麗江經營燒烤攤的母親,在2006年兒子被拐後,患上系統性紅斑狼瘡,身體開始浮腫變形。而她的兒子被拐中途逃脫,被送往兒童福利院後,多次回雲南尋找親生父母不果,最後,河北邯鄲一對夫婦收養了他。

當母子兩人的DNA成功匹配時,母親已時日無多,兒子卻拒絕相認。他誤會親生母親當年沒有尋人,也想報答養父母的撫養之恩。2021年6月30日,母親被送入醫院搶救室,兒子才在警方的勸說下返回雲南。

回家的路實在太遠了,母親沒能等到長大成人的兒子,就離開人世。

毫無疑問,那些團圓的家庭,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彌補彼此缺席的時光。

那個騎著摩托千里尋子的父親郭剛堂,在找回兒子後,平靜接受了兒子的提議——回養父母家生活。當該網友指責郭剛堂的兒子“認賊作父”時,這個父親公開支持兒子的選擇,“沒有隔閡是一種奢望”。他有足夠的耐心慢慢消除隔閡。

與親生父母的團圓,意味著被拐兒童要離開生活多年的養父母家庭。在今年團圓的諸多家庭裡,被拐兒童就像“夾心餅乾”一樣,維護著親生父母和養父母之間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親生父母怨恨養父母剝奪了自己為人父母的機會,又不忍傷害孩子對養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如果親生父母出具諒解書,能幫助養父母從輕量刑。許多時候,諒解書是被親情綁架下出具的——親生父母希望相認後,能給被拐兒童留下好印象。

被拐兒童符建濤就面臨過這種困境:生母不願出具諒解書,即使養父母下跪請求她的原諒。符建濤的生母認為,雖然符建濤有感恩之心,但“一碼事歸一碼事”,養父母需要接受法律的懲罰。這讓符建濤一度陷入自責,“都是我造成的”。

輿論壓力接踵而至。有網友批評,被拐兒童認親後回養父母家生活,無視了親生父母多年尋親的努力。輿論場上,似乎很少人為那些被拐兒童說話,畢竟,在DNA沒有成功配對之前,養父母是撫養他們的至親,而親生父母,是遠方的陌生人。

為了保護兒子,郭剛堂決定再也不接受媒體採訪。孫海洋也作出相似的決定,為兒子找到理想的學校以後,他想讓一家人的生活恢復平靜。他呼籲,希望把焦點對準那些仍未團圓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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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團圓故事塞滿的2021年,仍未團圓的家庭還有很多。

在孫海洋一家路過的地方,許多被拐兒童的家長聞聲而來。他們格外積極地配合媒體的採訪,不斷地重複孩子被拐的場景。他們舉著尋子的海報,站在孫海洋背後,確保他家孩子的信息,能成功入鏡。

成為明星家長,吸引社會關注,是他們願意在人前撕開傷口的原因。流量能推動他們的案件更受關注。

孫海洋和郭剛堂毫無疑問是被拐家長圈子的“頂流”,他們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親愛的》《失孤》,他們也都於2021年找回兒子。如今,也有不少家長,模仿他們走過的路尋子。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騎著一輛貼滿尋人啟事的紅色三輪摩托車,一邊直播一邊尋女。這個不會手機打字,遇到相機就會避開的父親,在漫長的尋女時光裡,逐漸學會和鏡頭對話。

他給那些人氣低的主播刷禮物,尋求連麥的機會。山東“拉麵哥”火了,他騎車一天一夜趕到“拉麵哥”的家,並在家裡,見到了十幾個和他懷抱著相同目的,來蹭流量的尋親父母。

尋子成功後,孫海洋和郭剛堂也利用影響力,試圖幫助那些仍未團圓的家庭,把信息傳遞出去。孫海洋張羅了飯局、媒體群訪等,和那些尋親父母並排站在一起,呼籲媒體關注報道這些家庭,幾乎想把別人家的尋親海報舉到鏡頭前。

他們的故事如今仍未終結。這些家庭仍在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力爭獲取被拐親人的線索。團圓不易,這是2021年頻繁上演的故事。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