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 我 行 走 山 西      許 你 萬 裡 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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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席捲海外華人的尋根熱潮,到如今傳統文化精髓的漸次迴歸,融入日常百姓的生活,大槐樹景區非物質文化遺產尋根祭祖儀式功不可沒,特別是西方文化入侵和濫情的當下,千年古韻的再次流行和尊崇,為傳統找到新的出口和方向。


“我從哪裡來”,是哲學命題,也是歷史命題,超越著血緣,直接站在歷史的高度去俯首人間。


文化傳承的全新境界

1911年10月29日,太原首義震驚全國。作為清廷在北方最大後援和軍事重鎮,遙相呼應辛亥武昌起義。自然清北洋軍閥不會作壁上觀,大軍進伐山西,沿途燒殺搶掠,然而到達洪洞境界時,瞬間偃旗息鼓,向著一棵古槐倒頭便拜。


《洪洞縣誌》記載,明朝時洪洞縣有座宏大巍峨的廣濟寺。廣濟寺旁有一棵“樹身數圍,遮陰數畝”的漢槐古樹,陽關古道由此穿越而過。洪洞“其始為城者,適當大路要津,驊驂之所奔馳,商旅之所往來,輪蹄之聲晝夜不絕。”


著名的洪洞大槐樹移民便是以此為始的。“遷山西澤、潞二州之民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明洪武三年,朱元璋一紙遷徙令,揭開了洪洞大槐樹移民的序幕。



推翻元朝的統治,並非是簡單改朝換代問題,而是由蠻夷之辨誘發了對何謂中國的全民性思考。明朝的勝利標誌著“華夏重光”,結束了中華歷史上的一次“腥羶統治”,朱元璋將推翻元朝的戰爭由升級為民族意志的範疇,他那句“驅逐胡虜”名言被後世廣為引用,成為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迥異於歷次農民起義的根本區別所在。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朱元璋:《諭中原檄》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


“混一寰宇”大一統思想,特別是文化意義的覺醒,構建民族自尊的強大政權是朱元璋的夢想。民族主義的濫觴極大的震撼了元朝遺民,留居中原的蒙古人、色目人開始改為漢姓,如臨淄、汝州的蒙古人改為劉、馬、宮姓等,甚至朱元璋時期翰林院蒙古編修火你赤改名“霍莊”。


元朝雖然沒有系統性地組織過民族成分辨識,但卻將不同時期所征服的地域籠統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這便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四等人制”。四等人中的上等人誠惶誠恐地對漢文化臣服改姓,朱元璋認識了文化的巨大張力。



然而,民間“僅言開國,不及攘夷”“心中筆下,並無夷夏之別”,特別是宋濂等名士拒絕致仕明朝,讓朱元璋深深觸動又無可奈何。一方面他要維護大明王朝華夏正統的位置,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元朝“遺民”的威望來維護當下的統治。他對部分飽讀詩書但毫無志向在明朝廷為官的讀書人表示極大失望,宋濂是一例,王翰、鄭玉更是一例。


三人均在元朝為官,待朱元璋文治武功後,邀請其明朝效力,但遭到各種理由拒絕,甚至以自殺的方式讓朝廷計劃落空。最典型的王翰抬棺明志,誓言不事二主,自殺前做絕筆詩文:


昔在潮陽我欲死,宗嗣如絲我無子。彼時我死作忠臣,覆祀絕宗良可恥。
今年辟書親到門,有男屋下三人存。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卻君親恩。


經歷一千五百年的民族戰爭和融合,文人秉持的忠義觀念在明朝開始暴露出極端自私和狹隘。以“宗嗣”“宗廟”為代表的社稷觀念、王朝認同感,混淆了國家和民族概念,主觀上缺失了民族區分,單純依靠朝代更迭延續正統而依附,沒有超越朝廷的國家概念和情感立場。


朱元璋對這批文人慾哭無淚。不得已,他將目光投向了宗族為代表的家族系統和故土情節,即所謂成功人士衣錦還鄉的夢想和普通人難忘桑梓、葉落歸根的樸素情感。在倫理上,朱元璋竭力保持著中原民族的正統和融合特徵,借之前強勢民族頹廢后改姓契機,強制色目等人與漢人通婚,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突出“中國”二字,維護中原民族的博大寬宏,“洪武五年,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官為奴婢。”(《明會典》卷二二戶部七)。


這是“中國”二字第一次脫離了地域範疇而成為政治口令。同時朱元璋又將宗族觀念引申到地域範疇,開始由家而國的嬗變,強化家國的概念。

朱元璋所用的方式,便是移民,以亡羊補牢的方式,用積極文化對沖彌散在元朝“遺民”中麻木不仁的消極情緒。



劍膽詩心的深文大義


從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到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內,按照“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一千二百三十個姓氏從平陽、潞州、澤州、汾州等地匯聚洪洞大槐樹,領取“憑照川資”後,奔赴全國三十省二千二百十七縣,成為中外歷史上罕見的人口遷徙。


傳統上認為當時山西物阜民豐。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元統治下的山西亦是千瘡百孔,自然災害應接不暇,特別是元大德七年八月辛卯日,公元1303年9月17日,“夕,地震,太原、平陽尤甚”,這場地震山西475800人死亡。以這場發生在洪洞趙城的強烈地震為標誌,山西進入近二十年的地震頻發期,對當地經濟產生巨大影響。此外,各種水、旱、蝗災也貫穿整個元朝歷史。山西高原本身糧食產量有限,又兼之元政府推行牧民政策,很多土地變更為馬場,山西人的日子也是舉步維艱。


朱元璋看到了山西相對封閉的環境和具有集體意志的國民性格。與宋濂等人針鋒相對,在元朝統治最為緊密的時期,有元好問和郝經這樣敢於直面元朝殘暴統治的儒生,以精神的自覺直面元朝的殘暴,保留對文化的追求和整個社會精神空虛的強烈控訴。


元至元十年,南宋鹹淳九年,公元1273年,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城,十二歲的河曲人白樸長大以後第一次與他的父親白華見面,在場見證的還有元好問。


繚倒吾何用,文章汝未成。過庭思父訓,擲地有家聲。
烏哺三年養,鵬搏萬里程。續絃膠不盡,無面見先兄。


作為元朝官吏,白華見面就將光宗耀祖的期望給予白樸,白樸卻將山西被狂虜屠戮的事情壓在了心底。自從與父親分別後,雖然有幸得到了元好問的幫助,但整日提心吊膽,惶惶不可終日,甚至元好問也不得不痛斥元軍的兇殘:


短衣匹馬,白頭重過洛陽城。百年一夢初驚。寂寞高秋雲物,殘照半林明。澹橫舟古渡,落雁寒汀。
河山故亭。人與鏡、兩崢嶸。爭信黃壚此日,深谷高陵。一時朋輩,謾留住、窮途阮步兵。尊俎地、誰慰飄零。
——《婆羅門引 •過孟津河山亭故基》


三十年後,白樸面對江南的凋敝,以“纂罷不知人換世,兵餘獨見川流血,嘆昔時歌舞岳陽樓,繁華歇”回應了元好問養育之恩。在無力更改現實的情況下,做上了以文字宣洩而隱藏內心憂患的道路,成為元曲巨匠。

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元好問又何嘗不是?


遊走在官府的黑暗和民生顛沛的現實中,元好問從暗夜中尋找另一種鮮活和光明,在“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社會中,定位文人的自尊。著名的《雁丘詞》,便是通過生活中來尋找精神世界永恆的元素。


成吉思汗的子孫騎著矮腳馬佔領中原儘管不到九十年,但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摧殘是刻骨而深刻的,繼五胡亂華之後,中華文明首次以斷代的形式被硬生生地割裂。但山西,通過文學、文字的力量,保留著中原民族最基本的靈魂和核心。


大明的建立,朱元璋首先從恢復唐制開始作為對元朝統治全盤否定,並將目光投向了表裡山河的山西,試圖從堯舜遺風中尋找立國的根本和依據。司馬遷在《史記》大書特書山西“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唐朝人柳宗元在《晉問》中指出,晉人之言表裡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


因為地理因素,山西始終處於與北方遊牧民族直接對抗的尖峰地段。儘管公元前479年太原城的興建,將中原民族的防禦縱深向北擴展了一千華里,即後來決定宋朝命脈的“燕雲十六州”一線,但漢朝以來始終與遊牧民族處於犬牙交錯的現實,使山西民眾性格具有剛毅和韌性。從西漢開始遍地山西的塢堡,成為保留民族基本元素的最小單元,文化始終以正統方式傳承,從北朝風骨到唐風晉韻,無不顯示了文化的包容和聚合。


在萬物蕭疏的明朝初年,擁有4103450人口數量、佔全國十分之一的山西,向外移民勢在必然。



人文發現的自信宣言


選擇洪洞作為移民始發處,並非是大明朝廷隨意而為之。


北宋之前,太霍山為中原地區最後的自然屏障,中鎮霍州有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要,決定唐朝命運的雀鼠谷大戰便是依託太霍山展開。從戰略防務的角度,朱元璋也極其重視對山西的守備。在封王建藩的時候,在二十六子中,一口氣將三個兒子送到山西就藩,即晉王、代王、沈王,處於抗敵前沿,而三子的身後便是廣袤的晉南盆地,當隘而繁華之地,便是平陽和洪洞。


唐宋時這裡稱為天府之國。宋朝方誌中記載,臨汾、洪洞、趙城分別譽為望縣、緊縣、上縣,是天下人求之不得的發達地區。特別是洪洞縣城,處於北上太原、大同,南下平陽、河東的咽喉要道,選擇洪洞有著天時地利人和的便利條件。


於是一棵大樹便成為六百年來慎終追遠的象徵。槐,有著懷鄉的深切韻味。移民後裔在三、四代以後,對家鄉故土已經完全模糊,僅是意識和想象中的模樣。但無論如何,他們都對大槐樹有著美好憧憬和嚮往,甚至在發展到現在,很多後裔發達的起點已經變更為移民目的地或者更遙遠的海外,但總有一片桑梓情仰視著洪洞。


這便是文化傳承的根本意義和終極目的所在。朱元璋將封建朝廷的概念上升到國家和民族範疇,大力強化了中原民族即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同化功能,並對北方民族形成對峙、堅守格局,來維護民族的文化的純正發展。


在大明王朝,涵蓋了中華民族風骨的基本元素:長城、黃河以及服飾、信仰和傳統。現在人所看到的絕大多數長城,便是明朝修建,宏偉壯觀,迤邐“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在崇禎皇帝自縊梅山之後,明亡之後無華夏。


從發展角度看,這種觀點未免狹隘。但從當時社會發展角度看並無可厚非,並且這種思維慣性和定勢在民間得以珍藏保留,並醞釀著更加壯觀的洶湧浪潮。


在現代洪洞大槐樹祭祖習俗的發展史中,洪洞人景大啟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宣統末年,他從山東曹府觀城廳典史卸任後返回了洪洞老家。在山東他受到了當地移民的熱情款待,方才感知移民文化的厚重與不朽。回鄉後,他在古大槐樹遺址旁建立起碑亭、茶社等建築,編纂《古大槐樹志》,奠定近代大槐樹祭祖的雛形。


槐樹祭祖發軔在滿清政權轟然崩潰的時刻,正是民族情緒開始聚集的關鍵節點,西方文化蠶食侵襲。然而一百多年過去,祭祖儀式並沒有隨著現代生活的變化而簡化,相反卻從文字典章的記載中被挖掘整理,並得到了海內外廣大華人的充分認可。


這便是文化的力量,厚積薄發彰顯的人文自信。在對大槐樹祭祖習俗的傳播和推廣中,因為當初移民在骨肉分離和創業艱辛,而增加了悲情成分,並作為重點抒發。但是不能忽略移民先祖在當時自覺承擔的社會責任擔當,義無反顧的意志和決心。


從西晉中原陸沉到南北朝衣冠南渡,以及安史之亂時唐王朝的慌張無措,洪洞大槐樹移民之前,中國歷史上三次較大規模的移民遷徙都是迫於北方軍事壓力。唯獨洪洞大槐樹移民,是在天下初定時刻開始,對民族文化和創傷的自我修復和主動作為的過程。


越是外來文化紛至沓來的關鍵期,移民文化挖掘的力度便越強。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園開始在一片沼澤和荒涼中興建。但是出國熱潮和尋根人流重疊交叉,雙向逆流中一曲“河山只在我夢影,祖國已多年未親近”成為那個時代最濃鄉愁。民族文化深厚積澱的理性思維最終戰勝了洞開國門後盲目崇洋,世界在中國的特色發展中高行注目禮。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觀看過洪洞大槐樹祭祖儀式的人們表示,祭祖儀式有著國人的充分自信和陽剛,這是民間任何儀式都無法比擬的震撼。祭祖儀式所體現的不是張、王、李、趙個體的祖先崇拜,而是民族先祖的群像集成,代表著先祖的智慧、善良、剛毅、果敢和不屈不撓、勇於奮鬥的精神。


2008年6月7日,代表著洗雪百年東亞病夫恥辱——盛世奧運開始前夕,大槐樹祭祖習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2018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確定為大槐樹尋根祭祖園為國家AAAAA級旅遊景區,獲得國家的最高肯定。獨立於山西地理大發現的既定概念,洪洞大槐樹祭祖儀式成為山西人文大發現的傑出代表,以大槐樹尋根祭祖園為標誌,誘發全國性的祭祖熱潮,家國情懷的文化路徑怦然而出,“天下故鄉,華人老家”從此不再是攝人心魄的文學書寫,而是真實場景的現實觀感。


時間還在繼續,祭祖將無限延續。孔子之後,因為發現了人的存在和偉大,中國人對宗教信仰開始漠視和淡化,唯獨對家國文化情有獨鍾。無論是人文士大夫的人文信仰和人文精神,還是普通百姓綱常宗祭,都與民族苦難緊密相連,有著國破家亡之後傷痛思維的沉澱,更有著近代民族遭受苦難之後精神的重構,宛若鳳凰涅槃浴火。


時代選擇了洪洞大槐樹尋根祭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理性迴歸的標誌,更作為象徵,因為精神泉湧的豐潤和不竭,才能使民族和國家在當今的世界立於不敗之地。




來源:原創

圖片來源:洪洞大槐樹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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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清茗
行走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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