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樸民:漢代“獨尊儒術”表象的背後

黃樸民:漢代“獨尊儒術”表象的背後

自從漢武帝深謀遠慮,採納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日起,儒家學說至少在形式上已經成為西漢王朝的統治思想,確立了自己在當時社會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時,情況尤其如此,經師韋賢、韋玄成父子、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貢禹、薛廣德等則官至御史大夫。公卿之位,以經術進身者始終佔有很高的比例。東漢的狀況亦大多類似,如桓榮習《歐陽尚書》,好事連連:一門三代為帝王師傅;桓榮學生楊震青出於藍:一門三代為三公。儒家的身價可謂今非昔比,芝麻開花節節高,這正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儒家學說在社會思潮中的大致定位。

然而,形式與內容之間並不總是一致的,儒學名義上雖然取得了至尊無侔的地位,但是,其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貫徹卻往往要打上很大的折扣。漢代統治者轟轟烈烈的尊孔崇儒之舉,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飾太平而已,汲黯批評漢武帝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正道出了這層奧秘。武帝、昭帝、宣帝時期,這種內法外儒,儒法並用的特色尤為顯著,用漢宣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元帝紀》)!元、成之後,情況雖有所改觀,但從本質考察,在具體的政治操作層面上,“霸王道雜之”的做法依然是統治者的主動選擇。元帝時匡衡上疏中的內容透露了這方面的消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顏師古注末語稱:“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這表明當時真正掌握管治資源的是大批“俗吏”,他們對“儒學”根本不屑一顧,僅僅憑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在於最高統治者只是將“教化”掛在嘴上而已,而未能真正落實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則處理日常政務的,也就是召信臣、韓延壽、何敞等極少數號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則通常汲汲於以法刑施政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為師”。這與秦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做法一脈相承,如出一轍,可謂是“霸王道雜之”的具體註腳。

在這種背景之下,那些碩士宿儒雖然動輒以“師道”自居,以為自己負有弘揚儒家理想的崇高職責,但實際上往往是他們自作多情、自鳴得意,自我感覺過於良好的錯覺罷了。在擁有決策權或行政權的官僚眼裡,他們不過是點綴裝潢門面的工具,高興的時候擺放出來,裝裝樣子,博一個尊儒崇學的名聲;不高興的時候,就冷落一邊,姑且當作一群尸位素餐的文化幫閒豢養起來。成帝時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態度稱得上是典型。這位朱博,特別討厭讀書人,“尤不愛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頭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飯碗,“所至郡輒罷去議曹”。儒生如有講仁義,行德政之類的建議,他總是一副不耐煩的嘴臉,一再表示自己只依靠法令,至於“仁義德化”的“聖人之道”就統統見鬼去罷:“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 、舜君出,為陳說之!”

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漢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前5年)他在一個月之內先後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這時儒學表面上定於一尊已超過了一個世紀,可是像朱博這麼一位鄙薄儒學仁義教化,理直氣壯地拒斥“聖人之道”的傢伙,竟然能平步青雲,舒舒坦坦爬攀到官僚系統的頂巔,這一事實本身已充分說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後,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依舊是朝廷實施專制統治的基本原則,也是對儒生自以為是的政治優越感的莫大諷刺。

從兩漢時期法令煩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當時推崇儒學,奢談仁義的背後,充滿著法家政治的血腥氣息。漢律是直接繼承秦律而來的,它最大的特色即嚴酷細密,見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條令的煩苛,意味著受法面的普遍和執法上的殘酷。這從大臣路溫舒的揭露可以察見一斑;“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執法愈暴,對官吏本身好處愈大,機會愈多,反之,則會被扣上立場不堅定、態度不鮮明的“帽子”,就意味著自絕於“自安之道”,葬送大好前程。這樣一來,各級官吏當然要爭先恐後扮演凶神惡煞,與民為敵,“以刻為明”了!

法令的嚴酷還表現為漢武帝時不僅恢復了文帝時業已廢除的“妖言誹謗罪”,而且還新創了腹誹罪。大臣顏異之死就是這種恐怖刑法的鮮活案例:顏異在漢武帝時擔任大農之官,一次他和別人私下聊天,那人談起朝廷有些法令下得不盡恰當,有可改進的地方。顏異深知茲事體大,豈可說三道四,所以沒有隨聲附和,只是下意識地稍稍動了動嘴唇,“微反唇”,誰知還是讓人給告發了,酷吏張湯藉此大做文章,聲稱顏異身為九卿高官,“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罪當論死。漢武帝二話沒說,批准了張湯的奏章,顏異的腦袋便莫名其妙給搬了家。“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從言論定罪發展到揣摩人們內心思想定罪,漢代的刑律之殘酷的確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這一切的發生,則當屬於“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人治”傳統的必有之義。

顯而易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是兩漢社會思潮演變過程中的外在表現形式,而其本質屬性無疑當為“霸王道雜之”。換句話說,外儒內法,法主儒從;儒法並用,法本儒末乃是漢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徵。其實,道理也非常簡單:正如《老子》所講的那樣,“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如果漢朝統治者真的把“獨尊儒術 ”落實到了實處,真的在治國安邦中貫徹了“仁義德化”的原則,哪裡還用得著儒生嘮嘮叨叨、喋喋不休宣揚“仁義”,鼓吹“道德”?正因為永遠做不到這一點,才會盡幹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勾當,是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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