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紅陽侯王泓墓在桐鄉發現

1983年,桐鄉縣崇福鎮芝村星火地東村發現小磚殘漢墓,在墓中收集到“紅陽家銅鍾容一石第三至廿”帶銘文的青銅器。根據器物形制斷定年代,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從後刻的篆書銘文判斷,墓葬年代當屬東漢早期。


圖片說明“紅陽家”銅鍾,現存於桐鄉市博物館。通高45.5釐米,口徑18釐米,腹徑37.5釐米,圈足徑21.5釐米,小口微侈,束頸,扁鼓腹,平底,圈足,上腹部左右兩側各有一鋪首銜環,口沿、肩部、腹部以及下腹部各有一週突起的寬帶紋中部均有一週突稜,肩部和腹部寬帶紋之間陰刻銘文十二字,銘文內容為“紅陽家銅鍾容一石第三至廿”二行十二字。



(“紅陽家”銅鍾上的銘文:紅陽家銅容一石第三至廿)


 “紅陽”,西漢外戚王立的封號。王立,漢元帝劉奭皇后王政君之弟,漢成帝劉驁之舅,新朝王莽之叔。河平二年(前27年),王立與兄弟四人(王譚、王商、王根、王逢時)同日共封列侯,人稱五侯。“一日五侯”,漢成帝在一天之內,冊封母后王政君的五個弟弟為侯,轟動一時。王氏一門,一共出了五位大司馬,九位侯爺,把持了漢成帝和漢平帝兩朝三十多年的朝政。劉向(漢朝宗室)用一句“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概括王氏家族權勢滔天。

王立,元始三年(3年),捲入宮斗的漩渦中,斷送了性命,諡號“荒”,即紅陽荒侯。長子王柱襲侯位。地皇四年(23年),也是更始元年(23年),紅陽侯國絕。紅陽荒侯王立先後三十年,紅陽侯王柱先後二十年,二世共五十年。在今天的河南省長葛市石固鎮,紅陽侯墓地在20世紀50年代被發現,“一號冢高7米多,佔地1畝多,民國初被盜”;“二號冢在一號冢西50米,高5米佔地半畝,從冢中發現有五株錢及頭盔等物品,還有一方紅陽國侯印”。“紅陽國侯印”保存在河南省博物館。1980年4月,在此地出土了“紅陽侯國徒丞”印一方。紅陽侯國在今河南省舞陽縣西北部,即今章化一帶。國除時間與史書記載相吻合,新朝滅亡時斷絕。

然則,東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25年),王泓被“紹封”為“紅陽侯”。(《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紹封理由是王泓父親王丹(王立次子),在南陽諸劉起兵之初,結恩事劉秀,封為將軍,戰死。劉秀稱帝后,“紹封”王泓為紅陽侯。“紹封”,指國絕之後,再次封授子孫的現象,也可能是庶子孫或親族子弟襲爵。見《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26年),詔“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這就是說,將之前被王莽廢除的宗室列侯恢復王侯身份,以此來達到穩固皇權的目的。


圖片說明青銅灶,與“紅陽家”銅鍾同時出土。雖然其形狀為做飯用的灶具,卻並非實用器,是專門用於隨葬的隨葬品。《漢書·五行志》中記載:“灶者,生養之本。”說明漢代人對“灶”很重視。


今出土的這件紅陽家銅鍾,就隨葬物而言,年代斷定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吳小平《漢代銅壺的類型學研究》)這類形制的器物,在江蘇、安徽都有發現,並伴出土新莽時期的貨幣。就所刻 “紅陽家銅鍾容一石第三至廿”十二字銘文而言,從王莽時期繆篆到東漢早期小篆書法的時代演變,具體反映在字體和字形的嬗變之中,可推測為東漢早期的刻記, 從而推測墓主人的生活年代不會晚於東漢中期,參閱《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漢書·元后傳》,只能是紅陽侯王泓!

“家”字,彰顯墓主人的身份。這裡“家”,即諸侯的食邑。(《左傳·桓公二年》)根據《漢書·外戚恩澤侯表》記載,紅陽荒侯王立食紅陽縣二千一百戶,就是說紅陽侯國有農民2100戶,以一戶五口計算,大約10500口人。那麼,“紹封”侯王泓的食邑?史料記載,東漢列侯以戶邑為制,縣鄉亭侯授封之後皆有具體的戶數。“諸紹封者皆食其國半租”,(宋徐天麟《東漢會要》)也就是說紅陽侯王泓食邑減半,即農戶1050戶,大約5250口人。可見,紹封者租稅方面與始封侯有差別。按柳春藩《東漢封國食邑制度》的計算方法:一縣平均五千戶來計,則有一萬戶、二萬戶和三萬戶之別,同為鄉侯也有食上千戶和三、五百戶的差異。看來紅陽侯王泓,充其量就鄉侯的等級,這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問題。漢制規定,鄉亭侯不立國。史料也可證實,語兒在東漢時為鄉,(東漢袁康《越絕書·外傳記越地傳》)屬會稽郡。雖然紅陽侯王泓不立侯國,但可以設置家丞、庶子、門大夫、洗馬、行人等家臣。一條重要的信息是在封地內可以立廟祭祀祖先。在耿氏《石門縣誌》中記載“南陽廟有二,一在(南津鄉)東二都十二圖,一在(積善鄉)十六都十一圖”。“南陽”名號大有來頭,紅陽荒侯王立所封區域就在河南南陽郡。《漢書·地理志》記載:“南陽郡有紅陽侯國”。南陽郡出了許多英豪,他們的業績巍巍,渺然不可攀。唐李白的《南都行》:走馬紅陽城,呼鷹白河灣。誰識臥龍客,長吟愁鬢斑。”紅陽城,即王立的封地。見《漢書·元后傳》,大約永始年末(前13年),“紅陽侯(王)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守。”王莽篡漢,紅陽改紅俞。“南陽”對新紅陽侯王泓的意義非同。談到這裡,筆者認為:

首先,東漢廟制規定,“依諸侯立五廟”,即為已故父、祖、曾祖、高祖、始祖建立靈魂依歸之所。此祠廟是紅陽侯王泓祭祀王家祖先的地方。其次,東漢初期,墓旁建祠,成為官方的喪葬定製,這個規定只允許士大夫以上立祠堂於墓所,百姓只能在墓前祭拜祖先。(趙翼《陔餘叢考》)可以肯定,紅陽侯王泓的封地在今崇福鎮星火村至洲泉鎮岑山村一帶

這件紅陽家銅鍾,關於其用途,應該為一件盛酒器皿。從全國漢墓出土實物顯示,大多數青銅漢鍾,一般出土於帝王或高級貴族的墓內及陪葬坑中。有的自銘曰“壺”,有的自銘為“鍾”,鍾和壺應是同一類型的器物。鍾又代表一定的容量。用它度量的應為粟而非酒水。就厚葬而言,又是漢代厚葬之風的一種證明。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則,即死者生前享受的東西作為隨葬品埋入了墓中,幻想在另一個世界裡也能享受榮華富貴。

“容一石,第三至廿”,表明這是一件東漢早期的典型量器。“容一石”,根據林甘泉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史(上)》認定:漢代1石=2市鬥,1市鬥=13.5斤,1石=27市斤粟。“第三至廿”,使用時所編的用器號。從其數字來看,紅陽侯家使用的同類器物很多,為了便於管理與使用,便在銅器上刻上編號。

但是,這件銅鍾無製作地和製作機構,可能是自家的手工作坊做出來的。實際上,與紅陽家銅鍾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青銅灶,與同時期桐鄉出土的青銅器比較,就已勝出一籌。如果能證實這件銅鍾由紅陽侯所屬的製造機構造作的,那麼,“紅陽家”三字,具有現代社會中“商標”的意義。

    在桐鄉境內,明確銘文的漢代青銅文物,此銅鍾尚屬首見。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說,歷史上,繼西漢御兒侯轅終古後,還有一位東漢紅陽侯王泓在語兒鄉,它可彌補桐鄉史籍上東漢權貴豪族之遺闕,是研究桐鄉地方史的有用資料。    

    (作者簡介張麗敏,1969年生,文博副研究館員,從事文博工作30年。在工作中查閱大量地方誌,震撼它的浩繁,又感嘆它的不足及訛傳。立志地方歷史文化的研究,填補地方史之遺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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