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遠(左4後)「2008江河十年行」環保行動(蕭遠的同事汪永晨提供)


蕭遠(1949-2022),生於成都,在武漢讀中小學,1967年到湖北天門縣農村插隊,1980年考入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系研究生,1984年留校任教,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後任本校開發總公司總經理;1990年代起,致力於農民工教育、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成果卓著。



正文:


7月18日22時,我在群裡流覽,突然看到群友楊彬發出留言「蕭遠在一小時前去世了」終年73歲。群友們震驚,紛紛連夜留言致哀。



1997年,我刑滿釋放,蕭遠兄前來我家,問寒問暖,使我深為感動,恍如昨日。


現讀此文得知,1984年初,蕭遠在華中師範大學任教,為其擔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導師楊葆焜教授撰寫《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當算工齡》的議案被大會採納並實施。


蕭遠兄為當年兩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爭得工齡的鼓與呼,惠及我獲得曾在江西農村插隊七年的農齡轉為工齡。當時我在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國務院法制辦前身)從事立法工作,工資晉級和住房分配等切身利益均因工齡而獲得實惠。


十年後,我身陷囹圄,冤獄三年,刑滿釋放,趕上我單位的住房由職工購買。我的八年工齡被折算成八千元購房款,包括又設法增加了一年工齡。因我坐牢無收入,商得人事幹部同意,把原按1970年從上海到江西農村的出發之日起算的工齡,提前至1969年初中畢業分配後的等待出發之日,提前半年,跨了一年,也是合理合法的。


其實,我分到房子,尚未來得及住進去就被捕了。單位領導很同情,不僅沒有收回房子,還讓我按職工待遇購買,更沒有剔除坐牢三年而不算工齡,成為連續工齡二十八年,折抵兩萬八千元購房款,成為「扶貧解困」的救命稻草。由此可見,計算工齡是對人們的社會貢獻的累計,且不斷適時回報,這對公民的生存和發展,乃至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極為重要。


感謝蕭遠兄為廣大知識青年爭回工齡,奪回被嚴重侵害的實際利益,功德無量,且使我不斷受惠。沒想到,冤獄竟使我被捕之前的二十五年工齡被剝奪殆盡,還要包括知青八年工齡。刑滿釋放,我無業無工齡,現已70歲,則無社保無醫保,要比蕭遠兄鼓與呼的八十年代更加殘酷,更加荒誕離奇,文後再敘述。(7月19日午夜1時痛悼)


1997年,我刑滿釋放,文匯報後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石俊升和駐京辦原主任即作案人王捷南(已調回上海文匯報升任國內記者部主任,後為優秀黨支書)主動提出為我複查翻案。為此,我商得國務院辦公廳人事局,繼續保留我的人事檔案關係,待翻案後恢復公職,繼續從事秘書及其耽誤的大量經濟法的工作。但是,年復一年,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我只好到北京市海澱區社保局辦理退休,被告知在我被捕之前的二十五年工齡,已全都作廢(包括知青八年工齡)。況且,刑滿釋放以來,我從未繳納社保金。這是我等待複查翻案並在本單位恢復公職,不能把人事檔案關係轉到街道或人才交流中心,更沒有每年繳納社保金,社保金相當於工齡,一晃15年,則無任何新增工齡可言。而且在將滿60歲前往社保局辦理領取社保養老金時,仍未交納過社保金者,屬於嚴重違規,不得補交社保金,應由單位出面說明情況,提出申請,方能受理,不接待違規者個人的申請。公民個人依法必須提前5年,即在55歲之前,方可補交社保金,並且繼續繳納至60歲,辦理領取社保養老金了。


我家所屬派出所宋副所長對此很同情,派警員驅車陪我前往北京市崇文門東大街6號8門7層文匯報駐京辦催問其複查翻案的結果,以便我儘快回單位辦理恢復公職的手續,卻未遇其負責人。之後,駐京辦陸主任找到宋副所長並聯繫我家所屬街道管委會陳書記,與海澱區社保局和區維穩辦、區公安局商量我的退休養老金問題,作為特事特辦,按刑滿釋放人員的最低社保養老金辦理,一次性補交20萬元社保金,每月領取養老金一千餘元和享有醫療保障,由我案的加害責任方文匯報支付20萬元。但是,陸主任只肯支付10萬元。宋副所長說是上海人實在太小氣。他努力求助街道管委會陳書記和海澱區維穩辦,各自從其維穩經費支付5萬元,共10萬元。陸主任承擔的部分,報經上海文匯報黨委書記袁嶽濱批准。


一切就緒之後,宋副所長代表文匯報向我宣佈,我大為震驚。宋副所長不僅沒有幫我催問複查翻案之事,反而幫著陸主任為我辦理「刑滿釋放犯的最低社保養老金」。當年文匯報黨委書記兼總編輯石俊升主動承諾「複查翻案,我可恢復公職」而忽悠了15年,現又通過我的關係,取得警方支持,辦成「刑滿釋放人員的最低社保養老金」,竟然還要由警方向我宣佈。這使我想起,當年文匯報製造冤案,我突然被捕,連夜抄家,家母嚇得心臟病發作,我弟嚇得精神病舊病發作住院,我在獄中捱打,自殺未遂。且不說我恢復公職是六級副局級公務員的退休金為一萬餘元,現為一千餘元,相差十多倍,還要坐實我的「刑滿釋放犯」身份。我拍案而起,憤怒抗議。


古道熱腸的宋副所長請我吃飯,苦口婆心的勸我先解決生存問題,再談其他。他強調這是你(俞)最後的機會。陸主任也請我吃飯,說是好心解決我的養老和醫保問題。儘管我極其反感,無奈只好面對現實,退而求其次,又讓了極大的一大步,繼續忍辱負重,唾面自乾。


沒想到,又是歷經該報後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陳振平,及其後任黨委書記兼總編輯王強,以及案發時的老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的親自過問和督促,又是隻聽樓梯的陣陣響聲,使我充滿信心。


更沒想到,我40歲,被迫害坐牢,現已70歲,社保和醫保仍在辦理之中。我仍然生存無著和看病無著,仍然處在絕對貧困之中。這是違反黨紀國法的,更是違反文匯報不斷報導的黨和政府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扶貧解困」和絕對貧困問題啊!


  這裡有四點需要說明:


一、海澱區社保局剝奪我前25年工齡。我被告知:關於社保養老金的發放規定:「對國企人員被判刑者,保留原工齡;對政府公務員被判刑者,取消原工齡。」我被捕之前的原工齡25年如不被取消,相當於交繳納了25萬元社保金,則可直接辦理領取養老金。如果沒有牢獄之災,60歲的我則有43年工齡;如果仍按被捕前的25年工齡,無非是養老金減半,尚能維生,總不能剝奪我全部工齡,從而剝奪我的生存權。至少我在當公務員之前的知青八年和當工人的兩年共10年工齡,相當於已繳納10萬元社保金,應予保留,並在此基礎上繼續交滿10年,則可領取社保養老金,但卻被社保局斷然拒絕。(注:現已時隔10年,當年如能保留前10年工齡,繼續繳納社保金,現已交滿,則可領取養老金了。如前10年工齡作廢,讓我重新交20年,到現在,再交10年至80歲,則可領取養老金啦,這要比被文匯報繼續耍弄至80歲強多啦!)


1984至1994年,我國幹部職工的社會保障事業開創之初的勞動立法,社會保障部前身的勞動人事部部長趙東宛、副部長嚴忠勤和何光及部門法專家與我多有交流與合作。如今,剝奪我的全部工齡即剝奪我的生存權,是違法的。


二、我如不被忽悠則可移民解決養老。新西蘭凡是65歲的外國人在該國生活10週年,每月就有退休養老金,摺合人民幣5000元,事先不必繳費;65歲者在澳大利亞生活6週年,即有養老金,無需繳費。兩國均有我的親友,可前往投親移民。


三、我相信的是文匯報黨委而不是個人。我因公指導該報搞好法治宣傳,被其盜印檔,栽贓陷害。既然該報黨委信誓旦旦地主動承諾為我複查翻案。我相信的是一級黨委,不是某位領導個人,且我已為該報坐過牢,該報不可能再害我。況且我已坐牢,不願反制他們也坐牢。而且文匯報是我的下三級單位,當年我禮賢下士給予支持,出獄後以德報怨,相忍為黨,沒想到,竟被其以幫我的名義來加害,陷入曠日持久的更大騙局。當初,如果沒有文匯報承諾為我複查翻案,我則可向法院申訴,複查翻案,恢復公職。如不成,我按自己的經濟法學專長,到熟悉的兄弟單位再就業,還可設法規避並保留我的25年原工齡。(注:我作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秘書,下級單位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再下級是上海市委宣傳部,再又再下級是文匯報,我們只看中央大報,不看地方報紙,更不看文匯報,連讀者都不是。)


四、常有人關心我的退休待遇,不必再想過去的痛苦事,鼓勵我安度晚年,我嗯嗯啊啊的敷衍了事。有的關心的具體一些,我則一言難盡。有時混不過去,我只好說29年來,無業無收入,如今70歲,無社保無醫保,多病纏身,從不看病,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則把人嚇著了,要費一番口舌,對方卻難以置信,要進一步解說,勾起傷心往事,則怒髮衝冠,心如刀絞,徹夜難眠,心絞疼發作。其實,要不是我親歷這些荒誕離奇且沒完沒了的劫難,我自己都不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可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這是我作為資深立法工作者,成為底層弱勢群體,被非法侵權,任人宰割的煉獄體驗。我曾遇幾位歷經坎坷者,其社保養老金都成了問題,這個現象還不少呢!藉此機會,控訴與吶喊,本文實為《社會保障法在底層社會實施的實證分析》或《社會保障法執法檢查的實證報告》成為當年我常深入基層的調研報告,實為新聞界和法律界的典型案例。



附:


一、蕭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當算工齡的議案


1980年,我報考華中師範大學教育系讀碩士學位,導師是楊葆焜(1924-1997)教授,1983年當選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我表示祝賀,隨口說了一句:「人大代表開會時要帶議案去的啊!」


楊老師說:「唉,那你就幫我擬一個吧!」


當時全國進行「利改稅」改革,我擬的議案:在利改稅中設立教育特別稅,用於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他很贊同,帶去北京開會,很多代表贊同,成為全國人大的正式議案,被有關部門採納。(1986年4月28日,國務院發佈《徵收教育費附加的暫行規定》)


第二年,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楊老師要我再擬一個。當時我留校任教,分房子要按綜合評分,除了職稱,還要計算工齡。結果我的工齡比那些小青工還短,因我上山下鄉的六年,不算工齡,只有上大學,讀書參加工作開始計算工齡,我的工齡就太短了!我的議案有點私心,是為分房。上山下鄉不算工齡,我可能分不到房,太吃虧了!我擬了議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應當算工齡》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屬國家統一分配,如果分配到農場、兵團的計算工齡,而分配到鄉村插隊的卻不算工齡,就會在同齡人中造成極大的不公平,既然是統一分配,當然都應算工齡!


這個議案在會上,很多人贊同,想想當年,知青上山下鄉攪動了千家萬戶,許多代表即使自己沒有子女也有親戚朋友是知青,關係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所以楊老師一念完,代表們紛紛附議,成為正式議案被通過了!很快就下達檔落實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要計算工齡啦!我心中暗喜。本校第一次分房中我被堂堂正正地分到一套新房,還被大家推選為全校分房小組的副組長。


這件事使我們楊老師非常高興,我幫他擬的兩個議案都通過了,這使他當人大代表去北京開會很有成就感。到了第三年,他又要我提建議(略)。

(原標題《我為楊葆焜先生所擬的三個議案》,南方週末2022年7月14日C24版。全文2500字。)


二、讀蕭遠撰《議案》與我殊途同歸為同事


讀此文,感同身受。回想八十年代我參與六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的立法工作,參與「兩會」的議案和提案轉國務院的處理工作,要起草和發佈相關規定來落實,包括蕭遠兄為其導師提出的「教育特別稅」、「九年制義務教育」等等。


我刑滿出獄,晚輩秘書同事每年求助我,為其擔任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的首長收集社會問題並撰寫議案,五年共達20多個。其中要求「修改新頒《電腦軟體保護條例》,取消過度保護而免費試用」的議案,惠及億萬人民。我不僅參與撰寫議案,還努力遊說「兩會」代表和委員及司法界等各方,終於取得成效。簡介如下:


2002年1月1日,國務院發佈並實施新頒《電腦軟體保護條例》,取消對軟體合理使用的規定,即「因課堂教學、科學研究、國家機關執行公務等非商業性目的的需要,對軟體進行少量的複製,可以不經軟體著作權人的同意,不向其支付報酬」。從而把我國所有的單位和個人在未經授權的非商業合理使用軟體,統統規定為非法並加倍處罰。如購買正版的W98軟體光碟為1990元和Off97軟體光碟為9000餘元,只能許可安裝1臺電腦,如安裝第2臺,則是非法侵權,要處以五倍,即W98要上萬元、Off97要四萬多萬元,共計五萬多元罰款。新條例超越了國情,難以實施,帶來極大的社會問題,損害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年3月初,九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的五次會議,我們遊說張學東等31位人大代表和倪光南等17位政協委員分別提交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要求修改新條例。八個月來,政府有關部門無意修改新條例,人們繼續呼籲和遊說。


同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電腦使用者未經許可使用軟體的侵權民事責任,限制在商業使用範圍內。從而大大縮小打擊面,可使億萬公民和法人在教育、科研、公務等非商業活動中,合理使用未經授權的軟體,不必擔心被各級工商部門嚴厲打擊,不必擔心被微軟等外商告上法庭,惠及億萬人民免費使用。


由此可見,我們廣泛而持續的遊說「兩會」代表和委員分別提出的議案和提案,又受到最高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審判庭的關注,他們正在面臨全國各地許許多多公民個人合理使用未經授權的軟體,即所謂「盜版軟體」要嚴厲打擊,大量的糾紛案件,將撲面而來。全國各級法院智慧財產權審判庭難以受理,故明智的作出《司法解釋》,妥善處理。


2002年,我與蕭遠兄撰寫的議案,時隔18年,蕭遠兄因其分房的「私心」,為廣大知青的工齡鼓與呼。同理,我也是因無業無收入,只能用10元,向小商販購買市價近12000元的「W98」和「OFF97」這兩件重要的盜版軟體光碟,還要面臨嚴厲打擊。希望我和底層大眾都能名正言順的使用廉價或免費軟體,分享電腦軟體的人類文明成果的普及,故像蕭遠兄那樣為大眾鼓與呼。


承蒙顧明、江平、張思之、郭道暉、張學東、倪光南等前輩學者和官員的熱情支援,幾十位元軟體保護智慧財產權新領域的青年學者的共同努力,我歷經煉獄,在江湖之遠,重操舊業,加倍努力奮鬥,為經濟法的「立改廢」,為立法的民間遊說與司法解釋互動,作出先例。現已20週年,回首往事,激情燃燒。無奈,後因常年陷入文匯報案及其各種次生劫難,心力交瘁,無以自拔,未能繼續報效經濟法治事業,羞愧難言。


(詳見俞梅蓀、王俊秀《立法的民間遊說:我國憲政民主制度的新嘗試》,原載《人大研究》2003年第6期;《立法的民間遊說與司法解釋互動》原載《中國律師》2003年第5期,兩文均5000字。本文兩萬餘字,當年成為熱點文章,在網上廣為流傳。中國工程院軟體院士倪光南先生對本文給予高度評價並建議:關心我國軟體事業的人們應該好好讀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