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積勞成疾的周秉義因為胃癌去世。到了9月下旬,周蓉收到了來自大嫂郝冬梅的短信,說她即將在“十一”結婚,邀請周蓉做伴娘。

且不說“十年生死兩茫茫”這樣的深情追憶,僅僅3個月,曾經與秉義恩愛無比的冬梅就另作他人婦,實在是涼薄到令人心寒。對於自己的迅速改嫁,冬梅給周蓉的解釋是:

“我是為你哥作出這種決定的,他臨終前,要求我答應他這麼做,當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歸宿。”

看似是對前夫遺願無法拒絕的遵守,但現實是很難欺騙他人的。前半句雖是事實,後半句才是重點。

幾個月後,周秉昆在步行街偶遇冬梅,他的心情從得知大嫂改嫁時的失落,瞬間變得十分憂傷。


都說“愛情和咳嗽是藏不住的”,冬梅的婚後生活無疑是幸福的。購物結束的她親暱地挽著現任丈夫的胳膊,一改往日的樸素,身穿貂皮大衣,腳著高跟靴子,略胖了些的臉上氣色紅潤,她甚至去韓國整了容,整個人年輕了五六歲,一臉重新找到歸宿的滿足。


與秉坤的相遇,也變成了避之不及的尷尬,這個曾經對秉坤長姐般關切的大嫂,明顯客氣且生分了起來,幾句勉強的問候裡,透著不耐煩的疏離。


也是在這一刻,周秉坤不覺流淚了,他意識到冬梅與周家的關係歷史地徹底結束了,隨著哥哥的離世再無往來,就像車道上兩條互相掛行了幾十年的車,突然被道岔扳離了,從此各行其道沒有交集。

風流雲散,一別如雨。人與人的情感聯結,有時候就是如此脆弱。


《人世間》整部小說讀下來,都是很平實無華的。人物並沒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激烈情感,哪怕是再衝擊的事情,都會泯於時間,迴歸平靜。正如梁曉聲在散文《時間即“上帝”》中所寫“因為有了人,時間才塗上了人性的色彩”,因為有了人,才有了這人世間的世情百態。


人性的複雜在時間的凝視下一覽無餘,每個人的成長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對於同名電視劇改編的《人世間》,對於主角“好人式”的人性美化,小說所呈現的現實的庸俗,反而更具有真實的生命力量。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讀懂周秉義與郝冬梅“完美婚姻”中的“不完美”,裹挾於大時代之下,每個人的“正確”選擇都有著無可奈何的妥協。

愛情:迫於現實的第一層讓度

秉義出生於光字片,電視劇中可能對這片居民區的貧困沒有太具體的呈現。小說中對光字片的描述是:

小街窄,窗對窗,門對門,家家戶戶門窗都不正,有些人家的門窗歪斜得厲害,開關都費事。男人們一次次用菜刀斧頭砍削門框窗框,多次後門框窗框就不成樣子了……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變矮了,因為當初修路將路面墊高了,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家家戶戶不得不在門前築壩,其實是用泥土摻煤灰堆成弧形的坎,從小街的這一端向那一段望去,彷彿每一戶人家門前都修築了射擊掩體。

街頭街尾的公廁也都搖搖欲墜了,踏板腐朽,上廁所成了冒險之事……每一根電線杆子還立在原地,但早已沒了燈泡……

冬梅作為副省長的女兒、紅二代,自幼被來自白俄羅斯的女傭悉心照料,衣食無憂,住寬敞的小洋樓,家裡的廚師和阿姨都各有房間。


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落差裡,秉義與冬梅註定很難徹底成為同類人,哪怕在精神上靠得再近,也會有難以消弭的現實問題橫亙於他們的親密關係之間。


就像後來他們戀愛時,冬梅無法理解秉義在不餓的情況下吃了兩根玉米,秉義也無法讓冬梅感同身受,他家在飢餓年代吃過好幾年野菜、草籽、樹葉,腸胃留下的“飢餓後遺症”。


高二時,秉義把冬梅第一次帶去光字片的家時,冬梅大受刺激地流淚了。她說:

我父親他們太對不起生活在這一帶的人家了,新中國成立都十五六年了,這裡和解放前的窮人區有什麼區別?我雖然對解放前一無所知,但畢竟從電影裡見到過。”

就像某位富二代那句著名的反問:“都2020年了,還有人沒坐過飛機?”相信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並無嘲笑,畢竟生而富裕,對從未見過的“貧窮”的想象實在蒼白。


身處破爛不堪的光字片,冬梅為自己享受了快20年的生活驚慌失措,對秉義深深的鞠了一躬,轉身跑了。


自初中開始,冬梅就暗戀出類拔萃的秉義,高一時表明心跡被回絕後,依然不放棄,繼續與秉義保持男女同學之間的友誼,光字片一行,讓冬梅本能地去迴避這片現實“陰影”,無法再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情感。


如果不是那場“歷史變動”,冬梅的父母被關去了“牛棚”,她與秉義之間的愛情便無開始的可能。

光榮的無產階級工人家的兒子,反而成為秉義的榮耀與高光,他意氣風發、前途無量。彼時的冬梅,只能住進曾經她家阿姨的房間,被各種聲音批評教育,在孤立無援的境地裡,善良的秉義輕握了一下冬梅的手,給予她安慰。


秉義接納冬梅多少是有些被動的。冬梅曾對秉義鞠一躬的悲憫;將佔據她家、心臟病發的“批判者”送去醫院的善良;冒險保存書籍的勇氣;她人人避之不及的困境,都是推著正直的秉義向冬梅靠近的推力。


周蓉極力促成哥哥秉義與冬梅的愛情,出於知識青年的共情與欣賞,她說:

哥,愛她吧!好好愛她,要負起保護她的責任。她有斯陀夫人那種悲天憫人的心腸,而你,有“米里哀情結”……結為夫婦,那將是多麼的和諧!”

在最不太平的那些日子裡,周家毫不避諱地接納了冬梅,讓冬梅有了第二個家。正如周蓉所說,冬梅性格各方面都很“好”,她極有教養、矜持得體、心思良善。與秉義理想化的“優秀伴侶”大體相似,文學作品帶給他品格高尚的薰染,促使他在“正確的選擇”裡做出了選擇。

《人世間》原著中,對秉義與冬梅的愛情有過一番註解:

(周秉義)他對和冬梅在一起時的感覺越來越不滿意……他斷不會因為不滿意而生結束他們關係的念頭……他和冬梅的愛情關係一直柔情如水,水平如鏡,水位既不曾漲過一分,也不曾降過一分,就那麼溫溫柔柔處於止水之境。

文化的教養讓秉義成長為精神上的貴族,但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不拘小節的平民。冬梅確是身心如一的貴族。而周秉義表現出的彬彬有禮,是他對四周外因所做的明智回應——

學生時代好學生桂冠對他的要求,文學作品中紳士型好男人對他的影響,成為知青幹部後機關環境和規矩對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時為了讓他感覺舒服的設法適應。

在這段看似佳偶天成的親密關係中,秉義是被動迎合的那一方。從現實背景與精神實質上,秉義與冬梅的愛情是雙向的不平等,兩個人其實都妥協於大時代下的外部環境,做出最保險也是最共贏的選擇。


真正的愛情,應該像周蓉對馮化成,像秉坤對鄭娟,有明知不可為仍為之的衝動和激情。


兩個太過追求穩定與安全的人,很難有熱烈的愛情。

特殊的歷史時代,將兩個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交集的人推搡到一起,愛情成為迫於現實的讓度。秉義與冬梅,最相似的地方在於,他們都努力地去扮演好人,並以這個標準去維持著好男人與好女人的婚姻,力證著曾經那個“無奈選擇”的正確性。

婚姻:受制於現狀的另一重妥協

原著小說中,郝冬梅的父親在“牛棚”中病逝,母親金月姬退休又恢復了以前的副部級待遇。秉義與冬梅的身份再一次逆轉,離休高幹的女兒與工人的兒子,再次成為世俗觀念中的“不平等”。


多年之前,因為冬梅父母的“身份問題”,秉義放棄了一個前途無限的升遷機會。恢復高考後,他又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大哲學系。但這些都無法填平階層概念裡的巨大差異,秉義成為了這段婚姻的附屬。

金月姬希望女兒與自己同住,秉義便只能放棄單位分給自己的住房,住進冬梅家的小樓。這也成了秉義一生的遺憾,他住在光字片的父母,到死都沒能享受過好房。


秉義希望大學畢業後從事文化教育工作,但在金月姬的干預下,被下調到基層一個幾乎停產的兵工廠,與自己的理想悖行一生。因為要陪伴金月姬,秉義疏於孝敬自己的父母。


儘管周秉義致力於以能力說話,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仕途升遷或多或少得益於金月姬不動聲色的提攜。這是他作為“上門女婿”無法拒絕的“福利”,其實作為一個思想上純粹的人,秉義對於權利本身並無執念,多年的從政生涯也耗盡了他的健康,為後來的胃癌離世埋下了隱患。

冬梅作為秉義的妻子和周家的兒媳,她都是合格甚至優秀的。


周蓉當年為追求馮化成在貴州大山,沒有收入,冬梅不但支持秉義每月寄10元給妹妹,她自己也從本就微薄的工資裡拿出5元;為了減輕周家負擔,將周蓉女兒玥玥從光字片接回家照料,視如己出;秉義調去北京後,每年除夕趕去秉坤家相聚,年初一再趕去和秉義團聚;秉昆家遇到事,她也會積極地幫忙解決。


近四十年的婚姻,秉義與冬梅鮮有爭吵、相敬如賓。與岳母同住的多年裡,秉義對她尊重有加、言聽計從。這一家人的相處,平靜到不可思議。

他們一團和氣的婚姻之下,是太過於理性的冷靜。秉義接手兵工廠這個爛攤子後,特地去蘇聯尋找合作機會,勞累病倒後,與一個叫奧利婭的內科醫生相識,並通過她的父親,促成了一單至關重要的業務。


在秉義回國前的餞行宴會上,他與奧利婭當著滿堂賓客的面深吻良久。這件事被國內的報紙報道,冬梅母女知悉了一切。


面對冬梅的質問,秉義坦然地說:

我知道你心裡是怎麼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說出她對我是剃頭挑子一頭熱,我一點兒真感情都沒動,僅僅是在利用她對不對?可這不是事實,事實是我好比走投無路之人,她的幫助讓整件事起死回生。所以親愛的,我得承認我是由於感激是動了真感情的。

金月姬的處理亦是冷靜無比,她提出兩點,第一是到此為止,第二如果必要與奧利婭通信,她必須要先查看。

秉義承諾合作的事已辦成,自然與奧利婭再無下文。在辦成事的大前提下,秉義的“手段”也成了“情有可原”。一件放諸於多數家庭都爆炸性的風月事件,被無比理性地合理化,毫無情緒波瀾地收場,這是重情的周秉昆們,所不能理解的。


維護婚姻的共同利益,體面地做離休老幹部的女婿,秉義和冬梅的家庭裡,每個人都在努力扮演正確的角色。


所以冬梅對秉義家人的好,是有時效性的,在她與秉義婚姻的存續期內,她的責任感與良知,提醒她要盡心盡力地付出。當秉義去世,她會理智地與秉義的家庭關係切割。


鄭娟在得知冬梅再婚後,高興地說“好事呀,她改嫁了也照樣是咱們的親人嘛,”普通人以情為聯結的親情關係,是感性的。冬梅的理性,在我們淳樸的人情概念裡,多少是難以理解。

小說借周蓉之筆,點通了對“失去”大嫂而難以釋懷的秉昆,也讓心中鬱結的讀者們多少釋然:

婚姻的關係,自然是由緣分在起作用的。所謂緣分,乃是由家庭的社會等級作為前提的。超等級的緣分不太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異常時代所導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

世上的好事、美事,一個人即使活上兩百歲,也不可能遍享無遺。所以,即使我們的一種幸福感只不過是因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應謝天謝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別人的妻子,我不但不會感到遺憾,反而會在內心經常祝福她……

郝冬梅再嫁已經60多歲了,她的丈夫快70歲,是一個旅居海外多年的“紅二代”,生意做得挺大。

孔子說:“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歷史的特殊原因,造就了郝冬梅與周秉義並不對等的婚姻,大半生在這個或許不舒適的婚姻套子裡循規蹈矩,花甲之年能夠不再壓抑個性,去實現門當戶對的婚姻,何嘗不是對自己晚年的最後一點體恤呢?


列夫托爾斯泰有言“只有愛情才能使婚姻神聖,只有使愛情神聖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對於秉義與冬梅受制於時代的婚姻,我們無以評價它是否神聖,但能夠恪守婚姻的責任一輩子,就很值得尊重了


寫在最後

艾青說“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裡。”

《人世間》的作者梁曉聲,以周家3代人的生活歷程為背景,從上個世紀70年代寫到改革開放後的21世紀10年代,煌煌115萬字,從宏觀的社會視角入手,去紀實芸芸眾生在時代巨浪下的生存實質。


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緊緊交纏,人世間的百態悲歡,不是一個平面的群像勾勒,而是浸潤於50餘年的煙火歲月中真真切切地活著,與你我的人生體驗休慼相關


人世間的一切或許並不完美,但“總有熱乎乎的日子與人,在訴說人間值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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